“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确立的来龙去脉
从教训中改正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的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党的诞生与成长。然而，作为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在敌情判断和任务设定上存在偏差，未能紧密结合实际情况，机械地照搬外国经验，加之共产国际的影响，导致党的路线出现失误，党的组织及革命事业亦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和武装斗争，试图以妥协让步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国民党却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共产党的力量遭遇重大损失。1927年4月，中共五大的部分代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陈独秀自己也作了一些检讨。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错误路线，但说明中共开始将“批评与自我批评”运用到党的实践活动中。
1927年8月，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与纠正。然而，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所倡导的“左”倾思想影响，在抵制右倾错误的过程中，却未能有效防范和纠正“左”倾偏差，导致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分别引发的三次“左”倾错误。一方面，他们盲目地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机械地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妄图通过中心城市暴动的方式激发全国性的革命高潮，进而实现最终的胜利。另一方面，在党内推行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策略，导致众多优秀的党员干部遭受不公正的对待，甚至遭受残酷的打击。这些错误不仅让党的革命事业屡遭挫折，革命力量急剧缩减，同时也破坏了党内的民主与团结，使党的力量不断被削弱。
《八七会议》油画 沈尧伊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于遵义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亦即遵义会议。杨尚昆在其著作《遵义会议的回顾》中曾如此记载：
在深入反思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教训之际，博古率先进行了报告。他诚实地指出了军事指挥中存在的失误，然而在剖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时，他却着重强调了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他的报告结束后，与会者普遍感到不甚满意。随后，周恩来进行了副报告。他的立场与博古形成鲜明对比，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核心在于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不仅对博古进行了批评，还批判了李德所倡导的“短促突击”及与强大敌人正面硬碰硬的消耗战策略……他以公心出发，不计个人得失的这种高尚态度，我认为对扭转会议局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非他挺身而出，会议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实属不易……此次会议终结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首次由中国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逐步融合，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迈向成熟。
面对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之际，遵义会议成功地挽救了党的命运、红军的安危，以及中国革命的进程。毛泽东曾深刻指出：“我们必须抵制过分强调正规化和‘左’倾集中主义以及冒险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源于一些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的估计过于悲观，忽视实际情况，盲目照搬外国经验。在中央红色区域，这种情况在三年的时间里（遵义会议前）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最终在经历了血的教训后得到了纠正。这种纠正正是遵义会议的成就。”此外，会议中领导人主动承认个人失误并对错误路线进行批判的行为，成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
《遵义会议》布面油画（沈尧伊于1994年至1997年间创作，现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延安作风胜西安作风
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红军战略北上的新征程，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并肩作战，于1935年10月19日抵达陕北的吴起镇，从而揭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篇章——延安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共更加重视自身的作风建设，孕育出了著名的延安作风。正是在这片热土上，毛泽东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完整理念，强调“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应当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解决”。
1940年秋季，毛泽东即将赴杨家岭发表演讲，延安马列学院特地派遣四位同志前去迎接。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对他们说道：“自杨家岭至马列学院，虽不过十里八里，然我等曾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此段距离又何足挂齿。我并非不知路径，无需过分接送。吾辈当培育新风气，践行延安作风。吾等需以延安作风战胜西安作风。”
彭真在后来的总结中提炼出这种新作风的精髓，即“实事求是，恪守真理、及时纠正失误，心系人民、竭诚服务，贯彻群众路线，实行民主集中制，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秉持自力更生、勤俭持家的精神”。
在延安时期，我党党员队伍迅速壮大，党的各项事业亦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鉴于“左”倾思想的根源尚未根除，部分党员在思想与作风上仍存在不足。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我们确实存在诸多不足，且这些不足相当严重。在我看来，若不纠正这些缺点，便无法推动我们的工作迈向新的高度，也无法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取得更大进展”。
为进一步提升全党在马列主义思想上的水平，并矫正党内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观念，中共启动了覆盖全党的整风运动。广大党员干部通过深入研读整风相关文件，积极开展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发现并纠正错误，从而在思想认识上逐步实现了统一。
继此，毛泽东通过一连串的文章，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指出，对于偶尔犯错的同志，应当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而在《关于整顿三风》中，他进一步阐释道：“批评是对他人的指正，自我批评则是对自我的审视。批评与自我批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于党内外的各种意见，都应予以充分表达，“务必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除了在理论层面深入阐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领导干部们更是以身作则，积极倡导并主动邀请他人提出批评与指正。一日，周恩来总理发现平日里绘制地图所用的半截铅笔头不翼而飞，遂询问警卫员。警卫员回应道：“不久前，一位总部首长前来，曾用此铅笔绘制地图，觉得它过于短小，用后便随意丢弃了。”
周恩来闻言，神色凝重，随即吩咐警卫员立刻找回那支铅笔。接过找回的铅笔残骸，他召集全体勤务员，语重心长地说道：“历经漫漫万里长征，我们尝尽了艰辛，如今虽在陕北安定下来，但经济状况依旧严峻，民众生活亦颇为不易。这支铅笔尚可使用数日，大家务必节约，切不可铺张浪费。它不仅仅是一截铅笔，更是我们军队艰苦卓绝、优良传统与作风的象征。自此刻起，我将亲自监督，要求每位同志都同浪费行为作斗争。即便是总部首长，亦不可例外，大家都有权提出批评和揭发。”
这桩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映照出中共领导人严谨节约、勇于接受他人指正的崇高风范，“身为领导者，自我批评尤为重要”。
坚持真理，纠错。
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实现了全党政治、思想与组织状况的根本性飞跃，干部队伍在思想认识上迈出了巨大步伐，进而促成了党内前所未有的团结。在此之际，中国共产党已从一支五十余人的小党成长为覆盖全国的革命政党，党的力量显著增强，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为了系统总结革命的基本经验，全面击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时隔十七年之久，中共决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我们首次在自己建造的房屋中召开。昔日，我们只能秘密地租用民房来开会。这一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党的成长历程充满挑战，党的辉煌成就来之不易，值得我们格外珍视。主席台之上，石拱顶端悬挂着红底黄字的横幅，上面镌刻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八个大字。礼堂两侧墙壁上，各置有六个“V”字型的旗座，上面书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醒目大字。礼堂后墙则展现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同心同德”四个字。整个礼堂的布置无不彰显着会议的主题，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更是对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核心议题的突出强调。
中共七大会场
4月24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七大正式会议，并发表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重要政治报告。在报告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广泛征集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对报告内容进行了多次补充与完善。在仔细审阅报告初稿后，任弼时提交了书面反馈，其中提出了对国民党统治区成分的区分建议，这一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被采纳。王稼祥因健康原因未能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和七大，但他通过书信形式就知识分子和革命形势提出了补充意见，毛泽东亲自批示将此信件印发给七大代表，以便于讨论和研究。
《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凭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在中国人民中孕育出一种全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以及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由此，批评与自我批评正式被确立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在大会上，代表们纷纷发表言论，进行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众多同志对自身错误进行深刻反省，通过自我批评反思过往，力求避免类似错误的重演。如此一来，党的思想与作风得以优化，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显著增强。“我们若存在错误或缺点，便当及时纠正。众所周知，我们历来不畏惧承认自身的错误，敢于直面并指出自己的不足。我们能在错误中汲取经验，让过去的失误转化为今日胜利与成功的宝贵因素和条件。”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重要政治报告。
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文中，毛泽东回顾了此前发生的一起不幸事件。那是在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紧急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议题涉及征粮事宜。正值大雨倾盆之际，会议室突遭雷击，延川县的代县长李彩云因触电过重，终究未能幸免，不幸离世。紧接着，一位来自安塞的村民驾驭毛驴前往延安南关赶集，未曾想，他所系于木桩上的毛驴亦被雷电夺去了生命。
同乡心中怒火中烧，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言语失当，直指毛泽东的名讳，言辞激烈。他泪流满面，一边哭泣一边痛诉：“天公不仁，为何不降雷霆以毙毛泽东，却偏要夺去李县长的性命，以及我那心爱的毛驴……”此言一出，如同风传，迅速传至毛泽东耳中。在《结论》一文中，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若问雷公为何不取我性命，我并不怪罪那说出此话之人，而是责怪我们自身，因征收了二十万石公粮，故而负有责任。于是，我们便开始研讨财政经济问题，唯有从这一领域着手，方能解决根本，否则终有一天，雷公真的会降下雷霆之怒”。此言充分展现了党的自我批评精神与解决问题的谦逊态度。
胜利团结的大会
中共七届大会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正式确立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列，并号召全党上下必须坚持并大力传承这一作风，这一举措标志着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全面成熟。七大被誉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被永久载入党的历史篇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全国范围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朱德主席台就座
党的团结构成了党的灵魂，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基石所在。在党内积极推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有效纠正党内的错误倾向，促进党内民主的发扬，并持续巩固党的团结。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本着团结的初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了部分同志的错误，同时也不吝赞美他们的贡献，使得中共七大不仅成为了团结的典范，自我批评的楷模，更是党内民主的表率。
恒流不息，门轴常新。在中共七大会议上，代表们踊跃发言，展开了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不仅净化了党的队伍，也锤炼了党的战斗力。“我们的党正是通过勇敢地实行自我批评而不断成长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必须“时常进行工作检讨，推广民主风气，敢于直面批评与自我批评，践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中国智慧格言。这些格言，正是抵御各种政治污垢和腐蚀性思想侵蚀我们党员心灵和党的肌体的最有效途径。”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培育出了崭新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的核心，便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融合，与人民群众的深厚联系，以及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
富灯网-股票配资官网技巧-比较出名的配资平台-专业配资服务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沪深京指数
热点资讯
